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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禮嘉賓講辭

作為物質文化的“中國現代文學”
《文匯報》2007年1月15日


■陳平原

閱讀“中國現代文學”,可以有很多角度;從“物質文化”入手,不僅合情合理,而且頗有新意。所謂“文學”的“物質性”,不外乎作為文字載體的報刊、書籍, 作為生產者的報社、出版社,以及作為流通環節的書店、圖書館等。最近二十年,做文學史研究,多有從新聞出版切入者。比如,借閱讀報刊,得以返回歷史現場; 借考稽書局,從中辨析文學思潮;還有借報刊書局談論“公共空間”或“文學場”的。除此之外,還有一點,那就是在對於古舊書籍的沉潛把玩中,增長見識,提升品味,進而養成學問的興趣。

經由阿英、唐弢等老一輩學者的努力,新文學也有珍本、善本,這個觀念,已經得到學界乃至市場的認同;若初版《域外小說集》等堂而皇之地進入拍賣場,已充分證明這一點。現在,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,逛舊書店或上“孔夫子”舊書網搶購“現代文學珍本”,已經成為一種小小的時尚。年長的,像北京的姜德明,中年的,像上海的陳子善,固然有讓人歆羨的“寶貝”;年輕一輩,也多能從自家書櫃裏,掏出幾冊像模像樣的“舊藏”。至於各圖書館,更是在傳統的宋槧元刊外,另辟展室專門收藏晚清及民國年間的“新善本”。

我對“中國現代文學珍本”之作為藏品,並不擔憂;我關注的是,這些“珍本”如何有效地服務於教學與研究。為了保護藏品,很多圖書館都採取這麼一種策略,同一種書刊,只要有新的,就不借舊的;只要有縮微,就不讓看原刊。一般讀者無所謂,可對於專業研究者來說,新刊、舊刊就是不一樣。除了版本學的意義,更有其中隱含的歷史氣息。讓大學生、研究生直接面對甚至親手摩挲那些儲存著豐富歷史資訊的舊書刊,是十分重要的教學環節。至於專家學者,更是希望通過解讀具體的書刊,將“文學”的物質性與精神性合而為一。

辦一個專題展覽,讓諸多同好,得以從容地觀賞作為物質文化的“中國現代文學”,在我看來,功莫大焉。至於排除商務、中華、世界、大東、開明等五大書局這麼一種展覽策略,更是明顯帶有拾遺補闕的史家眼光。因為,即便前者佔有民國年間全部出版物的百分之六十,依舊有很多精緻的小書局值得表彰。以文學圖書的出版而言,北新書局、未名社、創造社出版部、新月書店、泰東書局、現代書局、光華書局等,都有可圈可點處。本次展覽重點推介的良友圖書公司、文化生活出版社,此前學界多有談論,對我來說不算稀奇;倒是像劉以鬯創辦於上海的懷正文化社、黃新波等創辦於香港的人間書屋,還有老舍與趙家璧合辦的晨光出版公司等,其出品讓我大長見識。做出版史研究的,大都關注家大業大的商務、中華等;可實際上,小書局因其同人性質,更具理想性,也更有創新精神。假如你想理解中國現代文學何以“今夜星空燦爛”,離不開這些遍地開花、轉瞬即逝的小書局。

既堅持文學品味,又不至於賠錢,這方面成功的例子,可舉出吳朗西、巴金合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。該社出版的“文學叢刊”(巴金主持),15年間共推出10集160本,其中很多日後成為文學史家津津樂道的名著。因職業關係,我更關注那些名家的“非名作”,比如曹禺的《豔陽天》、茅盾的《少女之心》、老舍的《開市大吉》、巴金的《龍虎狗》等。這些書,如果不是出現在如此特定場合,一般不會被提及,更不要說被認真閱讀欣賞了。

聲名 顯赫的良友圖書公司,曾以出版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被文學史家和普通讀者記憶。除了皇皇巨著,該社還有兩冊奇妙的小書,值得一讀。一是蝴蝶女士刊行于1936年的《歐遊雜記》,一是《人間世》雜誌社編的《二十今人志》(1935),這兩本小書,從裝幀到內容,都很有味道。

說到對書籍的鑒賞把玩,開本、紙張以及裝幀設計等,無疑是極為重要的環節。中國人之刻意經營“書衣”,是晚清以降才開始的。依我的觀察,中國書籍裝幀的黃金時代,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。那時候,諸多文雅之士,以手工的方式,介入新興的書籍裝幀事業。如魯迅、孫福熙、葉靈鳳、陶元慶、錢君匋、倪貽德、聞一多、司徒喬、豐子愷等,其封面以及整體設計雖各顯神通,仍大致呈東西合璧趨勢。抗戰軍興,圖書出版困難,裝幀自是儘量從簡。此次展覽的書籍,因大都刊行於抗戰爆發後,“書衣之美”沒能很好呈現,實在有點可惜。舉個例子,文化生活出版社的“文學小叢書”、“文季叢書”等,都是一套書一種設計,每冊略為調整一下顏色,說是為了追求“整體感”,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就是“偷懶”。如此素面朝天,與二三十年代的絢麗多姿,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再比如,同是良友出版物,抗戰前後,封面之精粗,也都差別很大。不完全是圖書價格方面的考量,關鍵是,無論作家、畫家、讀者還是出版社,都不那麼“窮講究”了。

十五年前,春節前夕,我到香港逛舊書店,在一家叫做“實用書局”的,買了一批周作人、劉西渭、錢鍾書等人的書。其中周著為影印,其他的則是原刊。我所擁有的第三版《圍城》,刊行於1949年,封面改用英國印象派畫家錫尼特的《煩惱》,畫的是一男一女正在賭氣。此前三年,老舍與趙家璧合辦晨光出版公司,出版“晨光文學叢書”,刊行的好書,包括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、巴金的《寒夜》、師陀的《結婚》、錢鍾書的《圍城》等。在《編輯憶舊》(北京:三聯書店,1984)中,趙家璧曾提及作為文學編輯的最大喜悅,莫過於從作家手中接過一大疊手稿,將其編印成書,而日後此書竟成為“傳世之作”;趙文舉的例子,恰好正是上述四書(487頁)。如此看來,這些今日靜靜地躺在圖書館裏的“珍本”,當初凝聚著多少作家、編輯、讀者以及批評家的心血與厚愛。念及此,你我能不仔細端詳、好好把玩?

(本文乃作者2007年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“中國現代文學珍本展”開幕典禮上的演說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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